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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赵氏中医扁桃体科

中医世家采用中药专治各种反复发作、久治不愈的急、慢性,化脓性扁桃体炎。咽炎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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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中医必知:中医传承的四大经典著作  

2014-07-06 11:09:51|  分类: 中医药知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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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中医必知:中医传承的四大经典著作 - 依然 - 陕西冶金医院中医扁桃体科
 
一、《黄帝内经》
  《汉书·艺文志·方技略》载有医经、经方、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。
  其中医经有: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,《外经》三十七卷;《扁鹊内经》九卷,《外经》十二卷;《白氏内经》三十八卷,《外经》三十六卷,《旁篇》二十五卷。
  除《黄帝内经》外,其他医经均已亡佚。因此,《黄帝内经》便成了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了。什么是医经呢?《汉书·艺文志·方技略》指出:“医经者,原人血脉、经络、骨髓、阴阳、表里,以起百病之本、死生之分,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、调百药剂和之所宜。至剂之得,犹磁石取铁,以物相使,拙者失理、以愈为剧,以生为死。”这就是说:医经是根据人身的血脉、经络、骨髓、阴阳、表里等情状,用以阐发百病的根源、死生的界线,而度用适当的针灸汤药等治疗方法以及如何调制各种适宜的药剂。最好的药剂之功能就像磁石取铁一样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。不高明的医者违反医学理论,致使当愈者反剧,当生者反死。简言之,医经就是阐发人体生理、病理、诊断、治疗和预防等医学理论之著作。所以称之为“经”,是因为它很重要。古人把具有一定法则、一般必须学习的重要书籍称之为“经”,如儒家的“六经”,老子的“道德经”以及浅显的“三字经”之类。所以称“内经”,并不是像吴昆《素问注》、王九达《内经合类》所称“五内阴阳之谓内”,也不像张介宾《类经》所说“内者,生命之道”,而仅仅是与“外”相对为言而已。
  首先应该指出,《黄帝内经》肯定不是黄帝所作,纯属后人伪托。这正如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所指出的那样:“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,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。”冠以“黄帝”之名,意在溯源崇本,藉以说明我国医药文化发祥甚早。
  《黄帝内经》究竟成于什么时代呢?宋林亿、高保衡等认为:“非大圣上智,孰能知之?战国之人何与焉?大哉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,《针经》三卷,最出远古”;邵雍认为:“《素问》、《阴符》,七国时书也”;程颢认为:“《素问》书出战国之末”;司马光认为:“谓《素问》为真黄帝之书,则恐未可。黄帝亦治天下,岂终日坐明堂,但与歧伯论医药针灸耶?此周、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”;朱熹也认为:“至于战国之时,方术之士遂笔之于书以相传授,如列子之所引与夫《素问》、《握奇》之属……”;明方孝儒认为:“皆出战国、秦、汉之人”;方以智认为:“守其业而浸广之,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也,皆周末笔”。清魏荔彤认为:“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,而托于上古”。综上所说,将《黄帝内经》之成书定为战国时期是较为可信的,但也不能认为《素问》八十一篇、《灵枢》八十一篇尽出于战国。吕复对此发表过中肯的见解:“《内经素问》,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,及观其旨意,殆非一时之言,其所撰述,亦非一人之手。刘向指为韩诸公子所著,程子谓出于战国之末,而其大略正如《礼记》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、子思之言并传也。”以上仅仅是从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上加以归纳分析所做的判断。其实还可以从《黄帝内经》的哲学思想、理论体系、内容特点、先秦古韵等诸方面论证《黄帝内经》的绝大多数篇章(也即《黄帝内经》的主体部分)成于战国。限于篇幅,这方面的论述只好从略了。
  二、《难经》
  中医理论著作。原名《黄帝八十一难经》,3卷。原题秦越人撰。“难”是“问难”之义,或作“疑难”解。“经”乃指《内经》,即问难《内经》。作者把自己认为难点和疑点提出,然后逐一解释阐发,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阐解。全书共分八十一难,对人体腑脏功能形态、诊法脉象、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。但据考证,该书是一部托名之作。约成书于东汉以前(一说在秦汉之际)。该书以问难的形式,亦即假设问答,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纂,故名为《难经》。内容包括脉诊、经络、脏腑、阴阳、病因、病理、营卫、俞穴,针刺等基础理论,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。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,结合部分临床医学,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、脏腑、经脉、俞穴为重点。其中1~22难论脉;23~29难论经络;30~47难论脏腑,48~61难论病;62~68难论俞穴;69~81难论针法。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(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)和八会(脏、腑、筋、髓、血、骨、脉、气等精气会合处)等名目,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。该书还明确提出“伤寒有五”(包括中风、伤寒、湿温、热病、温病),并对五脏之积,泄痢等病多有阐发,为后世医家所重视。全书内容简扼,辨析精微,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《内经》并提,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。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。
  三、《伤寒杂病论》
  公元3世纪初,张仲景博览群书,广采众方,凝聚毕生心血,写就《伤寒杂病论》一书。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,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。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~210年左右。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,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,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。
  219年,张仲景去世。失去了作者的庇护,《伤寒杂病论》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。在那个年代,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,流传开来十分艰难。
  时光到了晋朝,《伤寒杂病论》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。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。书已是断简残章,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,兴奋难耐。利用太医令的身份,他全力搜集《伤寒杂病论》的各种抄本,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,并加以整理,命名为《伤寒论》。《伤寒论》著论22篇,记述了397条治法,载方113首,总计5万余字,但《伤寒杂病论》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。王叔和的功劳,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,就是“苟无叔和,焉有此书”。
 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,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,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。王叔和在《脉经》序里说:“夫医药为用,性命所系。和鹊之妙,犹或加思;仲景明审,亦候形证,一毫有疑,则考校以求验。”
  之后,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,并受到医家推崇。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:“惟张仲景一部,最为众方之祖。”可以想像,这部奠基性、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,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。
 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,是《伤寒杂病论》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。宋仁宗时,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“蠹简”,被虫蛀了的竹简,书名《金匮玉函要略方论》。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《伤寒论》相似,另一部分,是论述杂病的。后来,名医林亿、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《伤寒论》时,将之与《金匮玉函要略方论》对照,知为仲景所著,乃更名为《金匮要略》刊行于世,《金匮要略》共计25篇,载方262首。至此,《伤寒杂病论》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。
  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,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。除重复的药方外,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,使用药物214味,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。
  四、《神农本草经》
  《神农本草经》又名《神农本草》,简称《本草经》、《本经》,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。撰人不详,“神农”为托名。其成书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论,或谓成于秦汉时期,或谓成于战国时期。原书早佚,现行本为后世从历代本草书中集辑的。该书最早著录于《隋书?经籍志》,载“神农本草,四卷,雷公集注”。《旧唐书?经籍志》、《唐书?艺文志》均录“神农本草,三卷”,宋《通志?艺文略》录“神农本草,八卷,陶隐居集注”,明《国史经籍志》录“神农本草经,三卷”,《清史稿?艺文志》录“神农本草经,三卷”。历代有多种传本和注本,现存最早的辑本为明卢复辑《神农本经》(1616),流传较广的是清孙星衍、孙冯翼辑《神农本草经》(1799),以及清顾观光辑《神农本草经》(1844)、日本森立之辑《神农本草经》(1854)。
  神农,古传说中“三皇”之一,传称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,书名冠以神农为尊古之风的假托。现行本为清孙星衍、孙冯翼辑。孙星衍(1753~1818),字伯渊,又字渊如,清代江苏阳湖(今武进)县人。乾隆五十二年(1787)第进士,历官翰林院编修、刑部主事等,一生博览群书,贯通经史、训诂、诸子、医药,除辑本书外,尚有《素女方》、《秘授清宁丸方》、《服盐药法》等著,于古代医籍整理多有贡献。
  书凡3卷,载药365种,其中植物药252种,动物药67种,矿物药46种。根据药物的效能和使用目的不同,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品,立为3 卷分别论述。卷1为“上经”,论“上药一百二十种,为君,主养命以应天,无毒,多服、久服不伤人。欲轻身益气、不老延年者,本上经”。卷2 为“中经”,论“中药一百二十种,为臣,主养性以应人,无毒、有毒,斟酌其宜。欲遏病补赢者,本中经”。卷3 为“下经”,论“下药一百二十五种,为佐使,主治病以应地,多毒,不可久服。欲除寒热邪气、破积聚、愈疾者,本下经”。
  本书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秦汉以前的药学知识和用药经验,为中药学和方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,至今仍是研究中药和方剂的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。首先,在药学方面,所论365 种药物的疗效真实可靠,至今仍是临床常用药;创立了药有“四气”、“五味”的理论,和药分上、中、下“三品”的分类方法,并反映了部分化学知识。其次,在方剂学方法,指出药可单用亦可组方配用,创立了药物之间“七情合和”理论和组方配伍的“君臣佐使”原则,总结了丸、散、汤、酒、膏等基本剂型。再次,在用药方面,提出了辨证用药的思想,所论药物适应病症达170 多种,对用药剂量,时间等都有具体规定。
  《神农本草经》标志着中国药学的诞生。后世对它进行注释、补充,形成了众多的本草文献。较早的有汉魏之际的补注本《名医别录》、梁陶弘景的《本草经集注》(494 ),后有明缪希雍撰《神农本草经疏》(1625),清代张志聪撰《本草崇原》(1663)、徐大椿撰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》(1736)、邹澍撰《本经疏证》(1837),今有尚志钧著《神农本草经校点》(1981)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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